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作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法律監督和法制統一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運用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從理論基礎、文化源流、經驗集萃、制度學理、國際視野的邏輯理路展開構建。

體系之基：習近平法治思想及其檢察要論

自主知識體系以本土原創性理論為根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檢察機關和法律監督的系列重要論述，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檢察要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的新范疇、新判斷、新理論。《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制度成果，蘊含中國檢察學的理論框架，為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學指南。

加強原創性范疇研究。中國檢察學知識大廈依托于科學的檢察學范疇體系，構建這一體系是基礎性工作。習近平法治思想及其檢察要論，通過總結中外法治實踐經驗，提煉出覆蓋法學與檢察學的科學范疇。以檢察職能范疇為例，黨中央對檢察機關所作的“四個定位”——“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是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司法機關，是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界定了檢察機關的本質特征、多元功能和法治屬性，廓清了檢察基礎理論研究的關鍵問題，奠定了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底色和民族特色。

加強原創性判斷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把握法的規律、洞察時代精神、總結科學認識，提出一系列蘊含深刻法理、公理、原理的法治新判斷、新命題。在公正執法司法這一核心命題上，“公平正義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執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兩點，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潔不廉潔”“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如何，說一千道一萬，要由人民來評判，歸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等論述，以精煉形式實現了對執法司法實踐規律性認識的理論提煉和思想升華，具有強說服力、傳播力和感染力，是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骨干元素。

加強原創性理論研究。從構建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視角看，習近平總書記相關論述和《意見》蘊含的理論體系可概括為“四論”：堅持黨的領導的檢察政治論（靈魂）、堅持人民檢察為人民的檢察價值論（坐標）、堅持以法律監督為本質的檢察監督論（特質）、堅持以深化司法改革服務大局的檢察發展論（使命）。這些原創性理論構成了體系的“四梁八柱”，為檢察工作提供了科學化、系統化的實施路徑。

體系之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檢察基因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法治文明源遠流長，其中的檢察基因是構建體系的重要源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論述提供了理論指引。“民惟邦本”轉化為司法為民機制，古代監察御史制度歷經數千年發展，在糾察官吏、監督法律實施等方面的制度文化，為當下檢察實踐提供了寶貴借鑒。

深入挖掘和傳承歷史智慧，就要結合當代檢察實踐，深入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法治思想及其現代價值，提煉出具有深厚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檢察學自主知識。通過深入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檢察基因，深入挖掘中華法律文明的檢察精髓。與此同時，對國外檢察與司法文明也要秉持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理念，有分析、有鑒別地進行文明互鑒和理論移植，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探索法治文明要素的檢察跨文化轉化路徑，提煉出具有深厚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

體系之要：中國檢察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煉

人民檢察實踐史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和領導檢察工作的歷史，其中積累的大量實踐經驗、智慧與理性，構成檢察學知識體系最深厚的本土資源，亟需提煉升華為學術和學科形態的知識體系。

人民檢察的歷史與現實是體系的邏輯起點和生成機理。作為黨領導的政權建設組成部分，檢察工作歷經革命戰爭時期的探索奠基、新中國成立后的確立與受挫、改革開放后的恢復拓展、新時代的調整重塑與創新發展。盡管外在表現和實現方式隨時代變化，但維護國家法治統一的內核未變，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本土性、自主性檢察實踐知識。

對此，需突破傳統研究范式，將人民檢察歷史置于建黨百年歷程考量，對本土知識進行學理化、邏輯化、系統化加工，提煉具有解釋力和變革力的新范疇、原理與知識，論證人民檢察制度是黨和國家法治建設的偉大創造。尤其要總結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創新經驗，提煉新元素，彰顯體系的生機與活力。

體系之本：中國檢察制度規范及其學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是黨和國家法治建設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法治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成果。以憲法法律為代表的制度文本，是價值理念、文化精神和治理智慧的權威表達，也是法學思想、原理、知識的規范來源。中國檢察制度法律文本包括憲法及相關法律法規中涉及檢察權的條款、檢察專門法律、司法解釋和地方相關規范等。通過體系化解讀這些規范，可揭示檢察制度的深層法理，解析出檢察理念、精神與智慧，提煉原創性檢察學思想、原理和知識。

檢察制度文本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憲法確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職權定位，其內涵演進反映了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監督權配置的邏輯；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增設公益訴訟職能條款，既拓展了檢察職能，又確立了監督權介入公共利益保護的規范依據。研究制度規范及其學理，可從權力拓展、文本與社會互動、監督范式重塑、職能向社會治理延伸等方面展開，彰顯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檢察理念、檢察精神、檢察智慧。

體系之責：對全球公共性法治議題的檢察學回應

面對世界、時代和歷史之變，中國檢察學既要思考我國法治走向，也要回應世界法治問題，構建能引領全球法治議題的自主知識體系，為全球治理和人類法治文明提供檢察學國際公共理論產品。在數字時代全球檢察制度變革中，需保持“批判性借鑒”的自覺，結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與“司法為民”宗旨，實現體系在文明對話中的創造性發展。

比如，深化國際法基礎理論、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創新、環境檢察全球應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制度輸出、國際檢務合作范式轉型等研究。中國檢察機關通過系統性改革實踐為全球性法治難題提供了獨特解決方案。又如粵港澳大灣區檢察機關建立的跨境數字取證協作機制，解決跨境電信詐騙案件取證難題等制度設計等，超越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框架下的傳統司法協助模式，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貢獻新路徑，這些鮮活的國際刑事司法實踐，為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增添了新的亮點。

來源：《檢察日報》2025年8月12日第3版

作者：吳建雄，湘潭大學法學學部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紀檢監察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法學會法治反腐研究會會長。

責編：夏亞 郭烽